荣荣是漳州人，中国观念摄影（或称新摄影）运动的重要艺术家，1999年邂逅日本女摄影家映里后，两人结为伴侣，合作拍摄作品，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当代艺术展。今年春节，他们是在厦门度过的。日前，本报记者对他们进行了专访。

——编者

荣荣和映里 萧春雷 摄

2月14日下午，厦门国际会展酒店楼下的咖啡吧，我见到了这对艺术界著名的情侣——荣荣和映里。两人都是黑色装扮，荣荣穿一件黑色大衣，瘦而高，五官紧凑，长发扎成一束，拖在脑后；映里身穿黑皮外套，长发披肩，眉目疏朗，显得很精神。他们的动作十分默契。

咖啡溢出浓香，窗外则开始下雨。我听着他们的故事。

他在北京，她在东京

荣荣是漳州平和县人，老家在霞寨乡小坪村，1968年生。因为文化课太差，1988年，他第三次报考鼓浪屿工艺美术学校失败后回到了老家，情绪十分低落。他租了台“海鸥”相机给妹妹拍照，去冲洗，看着洁白的相纸上渐渐浮现出影像，他突然感到震惊：“我发现这些影像能够表现我内心的一些想法，打开了另外一种可能。”从此他和相机结下了缘分。父亲建议他在家打3年工，一年给他1万元，有了一点积蓄他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就这样，他用挣来的钱买了架相机，孤身去北京。

在中央工艺美院学了一段时间的摄影后，他就开始到处打工，在照相馆拍婚纱，为剧组拍剧照，给报纸拍名人。摄影是相当费钱的艺术，盘缠早花光了，只好不断往低房租的地区搬家。1993年，他住进了北京当时的一个城乡结合部东村，原因是那地方房租最便宜。

东村后来变得很有名气，部分有荣荣的功劳。当时贪图东村房租便宜的，还有一帮子外地来的落魄艺术家，被称为盲流。艺术家们凑在一起，有时搞些活动，做行为艺术，荣荣不但参与，还用相机做了详尽的记录。若干年后，作为艺术家聚落的东村消失了——房租太高，他们转而聚集在798工厂和其他地方。与此同时，艺术史学者发现，在叙述上世纪末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时，不得不提到东村——像张洹、马六明等东村艺术家时来运转，名扬天下。

荣荣搞过一个展览，就叫《荣荣的东村》。东村消失了，留下的，是他相机里的东村艺术生态。

事实上，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时期。荣荣说：“我在像馆里打了三个月的工，有次遇上客户要退货，说你拍的这个东西太难看了。我就发誓以后再也不拍这些东西了。后来给张元的电影拍剧照，报酬还可以，最痛苦的是每天要去，要呆在现场，早上出门，夜里才回到家，时间都浪费了。我挣一点钱不干了，自己搞创作。”那段时间他拍了《废墟》和《婚纱》系列，我觉得这些作品里充满了焦虑、孤独、死亡以及不确定感。

映里，1973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，毕业于东京写真艺术专科学校，在《朝日新闻》任肖像摄影师，尽管她的名人照片很受称赞，可是在1997年的一天，她突然觉得再也不能这样拍下去了，就辞职做了自由摄影家。她拍摄了《灰色地带》和《1999：东京》等系列作品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作品充满才气，焦躁不安，准确地传达了她对日常生活无聊感的绝望与挣扎。

映里称，她去一个大学研究室拍摄，看到塑料容器里无数的克隆老鼠在忙碌地跑来跑去，“这种光景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日常生命，不禁感到悲哀”。

“我的摄影，到没有出口的地方去并且在那里迎接了一个结束。”映里的感觉非常锐利，文字表达也很出色，她继续写道，“那时候的生活好像流进到大海的石油，松软地漂在海面，海鸟在那里被吞掉，就那样的感觉。”

这时候，荣荣在北京，映里在东京，他们不认识，各自陷入了精神上的危机。

两个人的富士山

1999年，荣荣到日本东京举办展览。映里去看了，从他的作品中，她看到了他内心深处不可救药的孤独。她被感动了，于是找到作者交谈，还拿出自己的摄影作品给他看。他非常欣赏那些照片，说来到日本，不过就为了看到这种照片。

荣荣与映里在东京相遇了。他们语言不通，但是通过照片，他们发现彼此是精神上的同伴，都为生活的空虚和无聊所困扰。在日本的5天，他们每天见面。2000年，映里到北京，两人开始合作做作品。

仿佛一个童话。两个孤独的个人相遇，孤独消失了。于是有了《富士山》一组作品。

荣荣拉着映里的手，说：“《富士山》那组作品，就是5年前拍的，5年前的今天。2001年2月14日。”

“今天是情人节。”我说。

“是情人节。我们刚结婚。那次去日本，我自己都没想到会在日本结婚，匆匆忙忙办手续，去富士山。很冷。”

“我读了映里的那段日记，说是零下十五六度。”

富士山下的冰湖上，空旷无人，他们把相机放在三脚架上自拍。他们脱光了衣服，全身赤裸，从不同的方向进入画面。他们走向对方，追随，牵手，拥抱，回旋，做爱……世界消失了，只有寒冷、体温和快门的声音。他们用对方的体温取暖。

2003年9月，著名艺术史家、策展人巫鸿先生在北京为荣荣和映里的作品举办了名叫《蜕》的展览，展览画册里，引用了映里关于富士山之行的几则日记，其中描绘道：

“冰面上升起的晨雾，很快被朦胧的山间吸收似的消失了。要追上这层雾和霞光，就在这几分钟。我们踏出了第一步，第二步……寒冷刺骨，先从脚底遍布我们的全身。感觉我们全身的血和神经都被冻结，每走一步都已是极限。惟一能有知觉的就是我们还能听到快门声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拉着对方的手跑回来，只听到身后两个人消失的空间里，相机还在继续空拍着……”

《富士山》这组作品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纯净品质。寂静寥廓的天地之间，白雪茫茫，富士山安详地伫立在远方，只有渺小而充满活力的人影在冰湖上奔跑，跳跃，一如创世之初。这组作品后来参加了2004年上海双年展，引起很大的反响。

荣荣说：“原来我在北京，她在东京，都是大城市。后来我们一起旅游，在大自然中做作品。人在自然中感觉很不一样。在嘉峪关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生命很脆弱，像一片树叶，风一来，就飘走了。我对生命的认识发生了改变。”荣荣和映里，两个人终于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

他们在厦门

荣荣的摄影和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新摄影运动一同起步，并且是其中的重要成员。与传统注重客观纪实的新闻摄影、文献摄影不同，新摄影运动更注重个人的观念表达，有时也被人称为观念摄影，荣荣偶尔称之为艺术摄影。

荣荣说：“摄影是很直接的语言，可能性非常大。相机可以当画笔，不仅仅能够记录，还能表达，最重要的是相机后面的那个脑袋。现在谁都有相机，影像泛滥，但是人们没有充分利用相机的可能性，不是用心灵去拍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中国搞艺术摄影的人还太少。”

“作为摄影家，你能不能说说，你们工作和作为旅游者拍摄有什么不同？比如都去鼓浪屿？”

“他们拍，只看光线好不好？角度是否合适？图像清楚吗？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考察、感受，不拍东西。我们不仅要表现鼓浪屿，还要赋予它更多的功能。”

映里听懂了我的问题，用不很熟练的中文插话说：“他们是消费，我们是在生产。”

这回答很有意思，我请她再解释一下。她说：“观光者消费了时间、胶卷、心情，我们在创造，像古人在山水里写诗。”

我问：“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？观光者主要还是在消费景观资源，是消耗性的；而艺术家的创造，事实上是增添景观的意义，所以是生产。”

映里点点头，好像听懂了。

我们又转到其他话题。他们这次在厦门过春节，呆了20多天，正好去过鼓浪屿，很喜欢，准备日后扛大机器用大底片拍。

他们对于厦门的文化氛围评价很低。荣荣说：“厦门在文化方面很落伍。广东、四川都有双年展，厦门没有。这次我们呆了这么久，没看到有什么艺术活动，没有多少展览，没有研讨会。我们去看了博物馆，空空的，没什么当代的东西。我们是21世纪，不能回到唐朝。北京这几年国际气氛火爆，国外很多画廊、基金会都来了……”

映里说：“以前是巴黎、纽约、东京，现在是北京，北京的机会比东京更多了。20年前东京也很热。厦门很好，环岛路很漂亮，但这是表面的感觉。好像没什么当代艺术活动。”

咖啡喝完了，外面雨还下得很大。这是厦门春节后的第一场雨。

荣荣和映里《富士山》

荣荣和映里《自摄像》

萧春雷

荣荣和映里的影像世界